突出主要问题加快推进人兽共患病治理现代化

中国食品安全报讯 人兽共患病由来已久，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隐患。全球已发现260余种人兽共患病，其中中国境内有130余种。历史上，鼠疫、黄热病、埃博拉病毒、狂犬病、艾滋病、结核病、疯牛病、库鲁病、克雅氏症等多种人兽共患病曾引发大规模流行和高死亡率，迄今仍然有多种人兽共患病人类还无法有效治疗。不仅如此，可能由于先前认识的局限性导致诸多人兽共患病未能有效地记录下来，也有可能是由于客观存在但尚未被充分发现等因素，实际上人兽共患病可能远超已知的260余种。科学家对1407种人类病原体的研究发现，占比58%的病原体属于人兽共患病的病原体，凸显了这一问题对全球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和人类安全构成的严峻挑战。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兽共患病的防控，将其置于公共卫生发展的优先领域，特别是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我国政府不断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并继续完善人兽共患病防治的应急预案和技术标准规范等，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完善。财政支持方面，中央政府逐年增加公共卫生投入，继续健全稳定的投入机制：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23.79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人兽共患病动物源头防控；2021年中央财政再投资84.44亿元，支持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2022中央财政拨款达155.7亿元，进一步遴选出134个疾控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约75亿元，旨在强化基层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建设；2023年中央财政再次下拨176.87亿元用于重大传染病等疾病防控工作。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党和政府对治理人兽共患病的决心与行动。然而，尽管人兽共患病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然存在诸多尚待补齐的短板。

人兽共患病治理中的四个突出问题

第一，“治疫周期”问题。从非典疫情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治理实践看，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往往是在疫情暴发时集中资源和政策进行防控，而疫情缓解后，治理措施往往会放松，相关治理问题则容易被忽视。这种“治疫周期”使得人兽共患病治理的力度呈现波动，暴露了公共卫生制度体系有待完善、政策执行力度和长效机制仍需加强。

第二，追求畜禽养殖规模化的问题。随着国内食品消费需求的变化，尤其是对动物性食品需求的增加，许多地方政府鼓励畜禽养殖规模化，以期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然而，大规模养殖往往导致养殖密度过高，不仅增加了动物间疾病传播的风险，还改变了动物的自然行为，进而提高了人兽共患病的传播概率。例如，过度密集的养殖使得动物处于极端的应激状态，增加了疫病的发生几率。

第三，“食野味”的饮食文化问题。食用野生动物的传统在中国某些地区尤其偏远山区难以有效改变。尽管现代社会已不再面临生存危机，但食野味的行为却未得到有效遏制，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这种习惯不仅加剧了人兽共患病的传播风险，还对食品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曾联合在全国部分城市进行了“食用野生动物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有68.2%的市民认为吃野生动物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有62.4%的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尽管民众对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有一定的认知，但这一问题依然未得到彻底解决。

第四，动物福利立法滞后的问题。动物福利保护是从源头上防治人兽共患病的基础环节之一，高密度、低福利的养殖环境和不规范的动物交易体系，为人兽共患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动物福利保护的法律法规。我国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总体而言较为滞后，缺乏系统化、综合性的立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有相关规定，但未能满足现代化动物福利保护的需求，亟需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

推进人兽共患病治理现代化的建议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预警联动机制，初步健全了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体系，并通过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为科学有效地防控人兽共患病奠定了“治”的基础。但仅有“治”还远远不够，化解人兽共患病可能产生的危害仍必须筑牢现代化“防”的基础。人兽共患病治理现代化，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引领、跨部门协作、法规政策执行力提升等手段，推动防控工作从应急反应向日常化、常态化转变。这一进程不仅仅是对传统防控模式的补充，更是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以实现更加精准、科学和高效的治理。针对突出问题，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强化制度建设，规范治理周期。通过制度化和法制化手段的协调统合，完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体系，确保治理工作不受疫情波动影响。通过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与信息平台，整合动物、环境、疾病等多方面的数据资源，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潜在的公共卫生风险，提升数据实时监控与预警能力，实现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与数字化管理。

第二，规范畜禽养殖管理，推广绿色养殖。要摒弃片面追求畜禽养殖规模化的做法，倡导生态化、可持续的养殖模式。加强对动物养殖密度、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监管，确保动物福利与人类健康协调发展。现代化的养殖模式应当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推动智能化养殖管理，实现精确饲养、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提升养殖效益和动物福利水平。与此同时，支持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推广，减少抗生素和化学药品的使用，鼓励绿色养殖和生态养殖，确保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

第三，加强公众教育，转变饮食文化陋习。通过媒体、社区活动、学校教育等多渠道普及相关知识，增强民众对食用野生动物危害的认知，强化市民在食品来源、处理和消费上的理性选择，推动更加健康、文明的饮食文化。此外，现代化的治理不仅依赖法律法规和媒体宣传，还需结合科技手段，如通过大数据监控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利用智能化识别技术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同时，应建立完善的食品溯源体系，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第四，加快动物福利立法，强化动物福利保护。应尽快建立覆盖驯养动物、野生动物、普通动物、实验动物、娱乐动物、农业动物等不同种类动物的福利保护、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建立专门的动物福利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和检查动物饲养场所、运输过程中的动物福利状况，并提高社会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关注度，确保相关法规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人兽共患病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治理。人兽共患病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必须从法律制度、科技创新、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协同发力，才能有效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保障人民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只有在科技创新、政策执行、公众意识等多方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真正实现人兽共患病治理的现代化，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CGL078。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