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出现了一种“制度叠加”趋势:同一个遗产地陆续叠加多重国际与国家级认定身份,例如世界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多重身份体现了遗产价值的丰富性,也带来了更多保护资源和管理要求。这些制度如何在同一空间内相互配合,直接关系到保护成效。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重视一个问题:认定身份增加了,维系遗产的农业生产、生态联系和文化传承,能否得到同步加强?
多重认定具有合理基础。不同认定从各自角度确认这些价值,有助于引入专业知识、政策支持和社会关注。然而,价值上的相互联系,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管理上的相互协同。从获得认定到改善保护成效,还需要衔接不同制度的目标、规则和实施方式。
对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基于遥感数据和景观完整性评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保护地三重身份重叠区域的综合保护得分,低于单重和双重身份区域。同期,研究区林地面积增加约6.5%,水田面积却减少约30%。这说明,林地扩展与农业遗产关键要素减少可能同时发生,认定数量与整体保护成效之间也并非简单的递增关系。
这就是“多重认定”悖论:各项认定都以加强保护为初衷,制度叠加却未必带来预期的整体收益。当各套制度分别围绕本领域目标运行,彼此之间缺少衔接时,局部保护成果就可能难以汇成系统整体收益。
理解这一悖论,要看到单项目标与系统完整性之间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是当地居民长期适应自然环境形成的生产生活系统,各类景观要素通过水土利用、物质循环和社会组织联系起来。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应放到整个系统中判断其影响。单项生态指标的改善,未必能够充分反映农业生产、文化传承和社区生活的状况。
这种完整性既包含空间结构,也包含维持结构的过程。田块仍在、景观尚存,并不意味着遗产系统始终健康运行。耕种减少、灌溉失修、传统知识传承中断,都可能在景观外观明显改变之前发生。因而,保护工作既要关注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也要关注农事活动、公共管护及其背后的组织规则。这些活动的延续,支撑着农业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制度协同的关键,是形成共同目标下的职责分工。不同保护制度各有专业优势,应围绕遗产系统的延续明确相互关系。在规划编制、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中,需要统筹考虑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与文化传承,使各部门的工作能够相互支持。对生态修复、农田整治、旅游设施建设等可能影响多个保护目标的事项,应开展共同评估,及早处理要求之间的差异,减少把协调成本留给基层和农户。
在具体实施中,协同还应体现为规则之间的衔接。多重身份覆盖区域可以在现有职责框架下,明确日常管护、传统耕作和必要设施维护的管理要求,建立问题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对于同一地块,应让管理者清楚保护重点,让农户了解哪些活动可以开展、应遵循什么要求。制度协同的成效,应通过生产管护是否顺畅、实际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来体现。
农民的持续参与,是检验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的重要尺度。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和文化价值,往往由农户日复一日的劳动共同创造,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公共受益性质。如果保护要求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和机会成本,却缺少合理回报,长期参与就难以维持。因此,应将必要的生态补偿、公共管护支持与特色农产品、旅游经营等收益机制结合起来,使承担保护责任的农户能够分享遗产利用收益。
同时,农民还应参与规则制定和成效评价。传统分水制度、村落协商和互助管护,包含着适应当地环境的经验。将这些经验与专业管理结合,有助于提高制度的可执行性。只有把地方知识及其传承主体纳入治理过程,保护措施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落实。
保护成效评价也应体现上述认识。除森林覆盖、景观格局等指标外,还应关注关键农田的持续利用、灌溉系统运行、传统品种保存以及农户参与状况。将遥感监测与地面调查、社区观察结合起来,才能及时识别外观稳定之下的功能变化。
多重认定确认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多方面价值,制度协同则要让这些价值在生产生活中持续得到维护。每增加一重保护身份,都应进一步明确它如何支持遗产系统运行、如何与既有制度衔接、如何帮助农民继续耕作和传承。只有让认定带来的支持落实到田间地头,多重保护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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