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赵宗祥
在云南省普洱市的营盘山，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茶农们已经背着竹篓穿行在整齐的茶垄之间。与寻常茶园不同，这里的茶树间种着高大的乔木，树下长着豆科绿肥，鸟鸣声此起彼伏。
这片连绵起伏的8.5万亩茶园，是全国规模较大的自有产权茶园之一，也是2.5万亩通过欧盟、美国有机认证的“净土”。
大门口那座建于1999年的牌坊依然矗立，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开启与一个产业的沉浮。
牌坊背后，是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当大多数茶企在品牌营销上狂飙突进时，这家企业选择了最“笨”的方式：花三十年时间，把荒山变成有机茶园，把3万贫困移民变成职业茶农。
如今，食品安全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有机茶”“产地好茶”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座茶山的价值才真正被重估。
这是一个关于坚守、错失与重生的故事，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值得深读的样本。
以茶芽为造型的“开发扶贫纪念碑”记录了一段艰辛难忘的历史。
一个市场与一座城市的茶缘
1999年，第四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现普洱市）举办。当时，普洱茶还只是少数人知道的边销茶，全国几乎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产业。但在这座西南边陲的小城，一群人对茶叶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那一年，一座气派的大牌坊在思茅城郊两公里处立了起来。牌坊背后，是一个正在萌芽的茶叶交易市场。
这个市场的建设者，是龙生茶叶的创始人朱启忠，17岁考入思茅农校茶叶专业，毕业后在技术推广站工作，亲眼目睹了当时令人痛心的景象：成片的古茶树没人管理，有些被砍了当柴烧，老百姓都说“种茶没出路”。
“我当时偏不信邪。”多年后，朱启忠这样回忆。他辞去公职，承包荒山，从600亩无性系良种茶叶基地开始创业。
此后，这个茶叶市场几乎伴随着每一届中国普洱茶叶节而扩建：2001年建了两边的建筑，2003年加了中间一排，2005年再次扩建。世界茶叶节、中国普洱茶节都曾在这里举办。
历经发展与繁华，这个市场已从当年的城郊逐步变为市中心。它曾一度成为思茅城区最大的成品茶集散地，也是云南省最早成规模的茶叶交易市场——比昆明康乐茶叶交易市场、云南茶叶交易市场都要早。
“企业改制时想叫‘中国普洱茶集团’，市场也想叫‘中国普洱茶交易市场’，后来虽然没能如愿，但那份雄心已经刻进了我们企业的基因里。”朱启忠回忆说。
把最难的源头做透
如果只看前端，龙生茶业在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但走到产业链上游，它的名字几乎绕不开。
农夫山泉的绿茶原料，来自这里；北京吴裕泰、小罐茶的绿茶原料，也来自这里。国内几大茶叶巨头，都是它的客户。
“怎么说呢，现在不算最大了。”当被问及是否算是普洱最大的茶企时，朱启忠的回答有些出人意料。“如果说种植、原料供应，我们有优势，但后端精加工、品牌这块没做强。主要业务还是种植和原料供应。”
在普洱，当地人普遍认为，龙生茶叶几十年坚守的，是一个典型的“隐形冠军”画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做到了极致。
这么认为是有道理的，龙生茶业的核心资产，是8.5万亩自有产权茶园，加上易武5000亩古茶园。其中，2.5万亩通过了中国、欧盟、美国的多重有机认证，6万亩达到绿色食品标准。在全国茶产业中，这是拥有有机基地单一认证面积最大的企业。
数万亩有机茶园一角。
这样的规模，在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茶叶版图中极为罕见。龙生茶业走的是农场式经营道路——最早是地方国有农场，后来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他们把农民的土地租赁承包过来，投资种茶，再承包给农民管理。生产管理技术措施由公司统一制定，从种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摘标准，都有一套完整的规程。
“食品安全，源头最关键。”朱启忠说，他早年做技术推广，深知包产到户后农业生产的碎片化困境——千家万户各自为政，农资市场放开后，农民可以自由采购化肥农药，管控难度极大。
为破解这一难题，把好茶叶种植源头关，龙生茶业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集约化模式。3万移民茶农被安置在8.5万亩茶园中，公司统一供应有机肥、统一制定病虫害防治方案、统一采摘标准。
“这背后是巨大的管理成本，但为了保护好源头，这些投入是值得的。”朱启忠介绍，在企业三十年的发展中，任何时候都不放松对源头的把控。
“我们是在保护中国好茶而把好原材料关。”这句话，朱启忠说了很多遍。语气里虽能感觉到一点无奈，但更多的是笃定。
也正因如此，现在，很多知名品牌茶商都喜欢从龙生茶叶这里进货，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源头有保障。
上市折戟与老茶的意外升值
在龙生茶业的故事里，有一个长达七八年的“空窗期”，这段经历充满了中国民营企业在特定时代的典型阵痛。
2007年，普洱茶市场空前火爆。龙生茶业筹备上市，融了一笔资金，做了几千吨优质普洱茶。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上市计划搁浅。更棘手的是，与某创投公司的股权纠纷让企业陷入了漫长的法律战。
“花了七八年时间处理股权问题，没精力做品牌和市场。”朱启忠回忆。那几年，企业只能“坚守基地”，靠做代工和原料供应维持运转。利润不高，但现金流稳定，产业健康。
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那段被迫“蛰伏”的时期，让龙生意想不到地沉淀下一笔不小的财富。
普洱茶素有“越陈越香”的特点。那几千吨2007年左右的茶，在专业的仓储条件下存放了十几年，转化出了更好的口感和更高的价值。
如今，这些老茶成了龙生茶业的核心资源之一，与有机茶基地、古树茶资源一起，构成了它最坚实的壁垒。
“现在我们存了很多2007年的老茶，这些老茶现在成了核心资源。”朱启忠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但听得出那份沉淀后的底气。
其实，早在2005年，朱启忠就投资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普洱茶银行”——普洱收藏交易行。这个机构提供普洱茶收藏、保管、回收、买卖、封存、寄存等服务，客户可以把私家珍藏的普洱茶鉴定后付费存入，由专家负责打理。贮藏室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湿度控制在75%左右，每隔三个月翻动一次茶叶，用紫外线灯消毒。
朱启忠说，当年这个创意被市场认为是“噱头”，如今看来，是对普洱茶金融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超前洞察。当年的拍卖总成交额92万元不算惊人，但它建立了一套仓储标准和老茶流通机制，为今天的“时间价值”变现打下了基础。
有机茶的困境与觉醒
龙生茶业是国内最早一批做有机茶的企业。1990年，他们承担了云南省科委“八五”科技攻关课题“思茅山区生态茶园建设及茶园主要病虫害防治项目”，经过十余年研究，系统掌握了有机茶园建设的一整套技术。1999年开始全面推广，2002年参与编制的《思茅有机茶综合标准》成为云南省地方标准。
可以说，龙生茶业是云南有机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然而，做有机茶是一场漫长的孤独跋涉。朱启忠坦言，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而是市场。“以前国内消费者对有机茶不认、不放心，一是有机概念没普及，二是市场上有机认证有些乱。”消费者盲目追求山头茶、古树茶，认为只有古树茶才是纯天然无污染的。一些茶商甚至认为，有机茶在国内没有市场，只能出口。
这种认知错位，让国内一些重视有机茶产业的茶企多年来主要靠出口和给国内大牌代工来消化有机茶产能。虽然价格比常规茶叶高出30%到50%，但大部分品牌溢价被下游品牌商拿走了。
但转折正在发生。近年来，食品安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消费者对“干净茶”的支付意愿明显上升。有机茶的概念虽然仍不算普及，但已经有了一批愿意为品质买单的核心用户。
“只要市场开拓出来，价格至少能翻一倍。”朱启忠认为，有机茶的附加值远没有被挖掘。他的判断是：当消费升级进入下半场，源头价值将成为品牌溢价的真正支点。
这场品牌觉醒正在加速。2019年，“龙生牌”绿茶入选云南十大名茶；2020年，“龙生牌”普洱茶再次入选；2022年，龙生茶业入选“云南十大名茶”企业，成为业界少有的“三好生”。
与此同时，龙生茶叶正在建立全国连锁销售系统，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县级以上城市开设1000家以上专卖店。
“严把源头关，确保每一叶茶的品质。”朱启忠说，2020年，公司与易见股份合作，实现了“一饼一码”的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2022年，又与云南茶叶评价检测溯源中心合作，每饼茶叶出厂都有溯源码，扫码即可查询全部信息。
有机茶园生态环境管理标识牌时刻提醒茶园管理者，严格按照标准科学种茶养茶。
3万移民家庭脱贫过上幸福日子
在龙生茶业的生态茶园里，有一座以茶芽为造型的“开发扶贫纪念碑”，碑上“萌芽”二字苍劲有力。它记录了一段艰辛难忘的历史。
1998年开始，龙生茶业承担了云南省异地开发扶贫任务，从昭通、怒江、泸水等深度贫困地区安置了将近3万名贫困农民。公司给他们提供土地、茶苗、技术，手把手教他们种茶、除虫、采茶。茶农承包茶园后，按公司统一标准管理，公司以保护价收购鲜叶。
这意味着，3万移民家庭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深山区，搬到了一个有稳定收入、有学校、有医疗服务的产业社区。随着种茶收益逐年增加，这些移民全部实现脱贫。
这不是慈善，而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茶农有了生计，公司有了稳定的劳动力。但管理难度也极大——这么多农户分布在8.5万亩山地上，任何一家偷偷使用违禁农药，都可能影响整个基地的有机认证。公司为此建立了严密的巡查和检测体系，对违规行为“零容忍”。
“如果没有好的生态环境，有机茶就无从谈起。”朱启忠说。青山绿水出好茶，但青山绿水也需要人来守护。这里的几万名茶农家庭，既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也是源头好茶保护的受益者。
茶农们正在有机茶园采茶。
从“卖原料”到“卖品牌”
站在当下，一批重视源头管理的核心茶企面临的关键课题是如何完成从“原料供应商”到“品牌运营商”的跃迁，龙生茶叶也是如此。
这家企业手里握着几张好牌：8.5万亩自有产权茶园，2.5万亩有机认证，5000亩易武古茶园；数千吨有年份的老茶；成熟的“公司+基地+农户”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参与制定者的技术背书；以及“龙生”这个中国驰名商标。
但龙生茶叶的薄弱环节也很明显：品牌知名度有限，后端精加工能力不足，营销网络尚在建设中。过去三十年，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都投在了“地头”而非“市场”。现在，它需要补上品牌这一课。
朱启忠对此并不焦虑。“品质永远是第一位，这一点我们与‘云南十大名茶’评选初衷是一致的。”他相信，只要把源头做到极致，品牌是水到渠成的事。
这可能是“农业企业家”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沉稳、厚重、坚守与淳朴。
在资本裹挟、概念层出不穷的茶行业，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显得有些“传统”，但却是最可持续的。
一个细节值得玩味：龙生茶业的品牌核心价值被定义为“绿色龙生，中国好茶”，品牌使命是“为中国小康社会添光彩”。这些表述朴素到几乎不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语言，但它们折射出一种深植于企业基因中的家国情怀——毕竟，它的起点不是商业梦想，而是一个22岁的技术员看到荒山和饥民后的不甘。
营盘山的茶，一年一年地采，一年一年地发新芽。那些从昭通、怒江迁来的移民，已经在茶山脚下安家落户，他们的孩子有的已经上了大学。而那个从17岁开始学茶、22岁决定辞职种茶的人，已经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把当年的誓言变成了现实。
“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朱启忠说。
这或许就是中国农业最需要的“笨功夫”——不追风口，不炒概念，在一片一片叶子上建立起从土地到茶杯的信任。当潮水退去，人们终究会发现，最值钱的不是故事，而是土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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