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 以主动健康应对慢性病挑战

中国食品安全报讯 我国公众疾病谱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与公众不良饮食密切相关的慢性病，如肥胖、痛风、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脑血管疾病等，呈现高发态势且日益年轻化，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在此背景下，为保障公民健康，主动健康作为我国面向新时代人民健康与福祉需求提出的原创理念，2016年被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自此以来，与主动健康密切相关的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趋势。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指出：“打通医学、农学、食品科学的学科壁垒，才能构建起以健康需求为导向的农业医疗协同体系。”这深刻揭示了主动健康理念的核心引擎，在于医学、农学与食品科学的深度融合。跳出单纯的医疗视角，构建一种融合农业源头、食品加工与医疗卫生于一体的“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健康策略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转变，有望成为破解慢性病防控难题的关键路径。

“农食医”协同治理的概念内涵与体系构成

“农食医”协同治理，是一种以保障人民健康为核心目标，通过打破农业、食品与医学之间的学科壁垒和部门鸿沟，整合资源要素、贯通产业链条的系统性治理范式，核心在于“协同”，强调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标准衔接、信息共享等层面实现深度融合。构建“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需要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架构：

源头治理：健康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农业是健康的起点。在“农食医”协同治理中，农业生产必须树立“营养导向”与“安全优先”的原则。具体而言，这一体系要求推动农业生产从“高投入、高产出、高环境代价”向“优质、健康、绿色可持续”转型。首先是土壤健康的修复与保护。土壤是食物营养的母体，通过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从源头上增强食物的健康价值。其次是优化种植结构与养殖模式。鼓励种植富含膳食纤维、植物化学物的全谷物、杂粮、豆类，发展富含Omega-3脂肪酸的草饲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使食物原料本身具备预防慢性病的天然属性。最后是构建严格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严防有毒有害物质流入餐桌，守住“舌尖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

过程管控：营养导向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农食医”协同治理中，食品供给体系必须承担起“营养守门人”的职责，其构建包含三大关键环节。一是加工环节的“减”。通过政策引导与标准制定，强制或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减盐、减油、减糖”行动，特别是针对预包装食品、预制菜及餐饮食品，建立清晰的营养成分标识与阈值标准，逐步降低加工食品的健康风险。二是流通环节的“优”。优化冷链物流体系，保障易腐食品的供应与品质，减少因储存不当导致的营养流失。三是消费终端的“导”。在商超、便利店、食堂等场所，设立“健康食品专区”，通过价格补贴、税收优惠等经济杠杆，让全谷物、低脂、低糖的健康食品更易得、更廉价，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食品。

终端干预：整合式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下的医疗卫生服务，应将“营养治疗”提升至与药物治疗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推动“医防融合”，在各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设立临床营养科，将营养风险筛查作为入院常规，对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的“饮食处方”，并将营养干预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另一方面，建立“医生—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多学科协作团队，针对糖尿病、高血压、肾病等与饮食密切相关的慢性病，开展基于膳食结构调整的精准治疗。更为重要的是，医疗体系要发挥“反向传导”功能，将临床发现的普遍性营养问题（如公民钠摄入过量、膳食纤维不足）反馈给农业与食品工业，指导其调整生产与加工方向。

“农食医”协同治理助力主动健康的价值体现

“农食医”协同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健康模式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转变，可在三个维度上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切断慢性病源头链条，实现防控关口前移。慢性病的发生，往往与长期暴露于不良环境与不健康饮食致病因子有关。研究表明，人群层面的膳食结构优化，对降低慢性病发病率的贡献率远高于单纯依靠临床治疗。然而，传统的治理模式是“末端治理”，待疾病发生后方投入高昂的医疗资源予以救治。相较之下，“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将健康防线从医院诊室前移至田间地头与厨房餐桌，从源头上削减慢性病发生的致病因子。当农业部门优先推广低升糖指数的水稻品种，当食品工业主动将每百克饼干中的钠含量降低20%，当学校食堂严格限制含糖饮料的销售，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巨大的“健康增益效应”。

赋能个体健康选择，降低主动健康门槛。主动健康的核心在于激发个体的健康自觉与自主管理能力。然而，在复杂多变的食品环境中，消费者虽然有意愿选择健康食品，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导致其个体仅靠意志力与认知难以实现健康饮食。“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恰恰是在为消费者的主动健康“赋能”：通过建立清晰、统一的食品营养标识体系（如“红绿灯”标签），让消费者一眼就能辨别食品的健康等级；通过将营养咨询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让每个家庭都能获得专业的膳食指导；通过建设“15分钟健康生活圈”，确保消费者步行范围内能买到平价的新鲜蔬果。这些制度供给，降低了主动健康的门槛，使得健康食品成为全体消费者可及、可负担的公共产品。

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慢性病防控涉及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教育、体育、财政等多个部门。现行体制客观存在碎片化治理，政策相互掣肘、资源重复浪费现象仍有存在。例如，卫健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开展慢性病健康宣教，但市场上不健康食品的广告投放量却是健康宣教经费的数百倍。“农食医”协同治理可通过建立多部门跨界合作评价与协同机制设计政策等，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框架体系中。这意味着，农业补贴政策不仅要评估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还要评估其对国民膳食结构与慢性病负担的影响；食品产业政策不仅要考虑产值增长，还要考虑其对公民盐、糖摄入量的影响。这种协同机制将助力有效纠正政策偏差，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在健康效益上实现最大化。

以“农食医”协同治理为指导实施主动健康的路径选择

以“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为抓手，推动主动健康理念落地生根，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健康与民生基础。然而，构建“农食医”协同治理体系应对慢性病挑战是一项涉及体制机制创新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需要基层探索的实践智慧，更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公众协同发力，从制度建设、平台搭建、技术支撑、主体激活等多个层面共同推进。

强化制度供给：建立“健康入万策”的协同机制。首先，拟在现有高层次跨部门协调机构框架下，完善相关协调机构的职能，将以“农食医”协同治理与实施主动健康纳入协调机构工作范围，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等部门均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共同协调解决跨部门的利益冲突。应全面推行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将健康影响评估作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食品加工园区建设、学校营养餐供应方案出台前的必要环节。与此同时，改革财政补贴与税收调节机制，调整优化现有农业补贴政策，设立“健康种植导向型补贴”，对生产全谷物、豆类、蔬菜、优质蛋白等健康农产品的主体给予倾斜，并探索对含高糖饮料、高盐高糖加工食品征收“健康税”，并将所得税收专项用于全民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防治工作。

打造平台载体：构建“从田间到临床”的实体网络。探索性在现在各类农业生产园区中建设区域性“农食医”融合发展专业性示范区，推动建立“健康农场”与“营养导向型农业”示范基地，与当地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直供协议，使临床营养科开具的“食疗处方”能够精准对接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供应。构建覆盖城乡的基层主动健康服务网络，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将营养指导员、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纳入团队，形成“家庭医生+营养师+社区网格员”的联动模式。在农村地区，可将村卫生室与农村幸福院、老年食堂的功能相结合，推广“医养结合+营养配餐”模式，从源头上改善农村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推行公共餐饮场所的健康转型，将机关食堂、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餐厅作为“农食医”协同治理与主动健康的示范窗口，通过公共餐饮的规模化采购，倒逼上游农业与食品工业提供符合健康标准的食材与半成品，形成示范效应。

强化科技支撑：赋能精准化与智慧化管理。加快农业育种与营养强化技术的研发应用，依托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结合，定向培育富含特定营养素（如高抗性淀粉、高花青素）的功能性农产品。构建公民个人健康画像与精准膳食推送的数字化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公民的电子健康档案、膳食调查数据，为公民生成动态的“健康画像”，并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智能可穿戴设备，向公民精准推送个性化的膳食建议。完善全链条的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整合农业环境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慢性病监测网络，建立跨部门的联合预警机制。当监测到某类农产品农残超标风险升高，或某类加工食品消费量异常增长与特定疾病聚集性出现存在关联时，提示相关部门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的转变。

激活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合力。“农食医”协同治理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市场引领作用，鼓励大型食品企业、连锁餐饮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公开承诺减盐、减油、减糖目标。支持企业研发“清洁标签”产品，减少不必要的食品添加剂。要支持行业协会与学术机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鼓励营养学会、食品工业协会、医师协会等联合制定各类食品的健康分级标准，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支持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跨学科研究，系统揭示膳食模式、农产品品质与慢性病之间的量效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中国证据”。要激发社区与家庭在主动健康中的基础作用。深入开展“健康社区”“健康家庭”创建活动，将营养科普、烹饪技能培训、社区支持性农业等融入社区治理。（作者系江南大学食品安全与国家战略治理实验室副研究员陈秀娟）